引用: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毛泽东逝世30周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中国青年偶像首推伟人毛泽东，孙中山次之。接受调查的十万青年人中，60%以上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人民网报道：一项由全国妇联儿童部、《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联合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在北京、上海、河南、陕西、辽宁、湖南等省市中学调查“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没有设定标准答案），结果排在学生心目中前十位的英雄依次为：毛泽东、父母、周恩来、雷锋、刘翔、成龙、任长霞、刘胡兰、董存瑞、杨利伟。毛泽东在“十大英雄榜”上占据首位。

前后相隔10年，毛泽东为何能“永放光芒”，两次荣登榜首——！？

作为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学子，他们崇拜毛泽东，多半是受书本、媒体、上辈人耳濡目染所至——这就是历史的传承。人，以有限的生命无法经历太多的事物，不能说没有亲身经历的事都可以不管不顾 。为了个体成长，为了服务社会，学习、借鉴、倾听是永远需要的。所以青年也崇拜毛泽东并不出格，正好折射这一代人尊重历史的品格与难以磨灭的英雄情结。是一笔宝贵的人文资产和精神财富。

假如，在曾于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群中调查类似问题，结果会如何？我想，只要不是弱智或别有用心，答案只有一个：毛泽东依然是人们崇拜的偶像、英雄之第一人！

提到“崇拜”，一些“专家”“精英”们免不了又来一通“高谈阔论”——什么“庸俗”啊，“愚蠢”啊，“无知”啊……其实我要说:对别的什么类人崇拜可能有诸如因素,唯独对毛泽东的崇拜没有！——因为人们崇拜毛泽东的是他的人格、思想，而不是他的权力、财富或一技之长。可以说，崇拜毛泽东的人一般没有功利色彩，多的是平民情节，激荡的是正义之心！有的人一味反对对别人的“崇拜”，却恨不得大伙都来崇拜他，自己作秀不说，还恩威并用拉人抬轿吹喇叭，结果大都“新开茅厕三天香”……

毛泽东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说：他不是神，他比神还神。神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吗？神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匪帮吗？神能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吗——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康复后急需要进补和防疫以避免再病倒的人。这是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无”中建立“有”，还要确保这个“有”，要永远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毛泽东后一个体系（建设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取得了成功，只是这个成功被政治偏见抹杀了，被一些人否定了。为什么这样？就是毛泽东在实施第二体系的时候，把那些短视的家伙或打倒了，或让他们靠边站了，这些人后来复辟了，就发泄私愤，对毛泽东无情报复。这是一个对无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恶毒的报复。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对历史的彻底的反动。历史正在还给毛泽东清白。这个清白，西方严肃的学者已经还给了毛泽东。中国的民间许多真正有头脑的人，也还给了毛泽东。就以经济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把经济搞到临崩溃的边缘。实际上，1949年到1976年，中国gdp年平均递增10%以上，这个增长内涵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锁和禁运条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而今天，我们靠了高额的内外借贷，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天文数字的资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递增。

——有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

——有的文章说：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叁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有的文章说：由于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 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 ）。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在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人们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牺牲”时表现出世界各国罕见的宽容与忍耐），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时吃“祖宗饭”一点不为过！

——有的文章说：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来源大都不正，毛泽东时代立足长远，富国强兵，人民生活虽然苦些，但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

现在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很少，抓出了张青山，刘子善就能震撼全国；

现在道德不进反退，风气日益败坏。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反观今日，惟利是图，见死不救，欺骗造假，敲诈勒索的现象遍地皆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有的文章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精英”分子们，都在叫嚣说毛泽东时代国家没有法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祖国才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贪官污吏们巧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在gcd领导下，制定和发布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条例、条令以及规章制度，有很多法律现在仍在使用，或者经过修改后还在使用；

在“没有法”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那样地和谐，人与人那样地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

在“没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唯一！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在“没有法”的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散沙”在党的旗帜下凝聚成磐石，在国旗下仰起了脸，挺起了胸，“我是中国人”！毒和娼一夜间被禁，千年的恶习一扫光，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

在“没有法”的年代，犯罪，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让一切心怀不轨的人必须面对，再三斟酌，祸及子孙的成本，让他们收敛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惩罚力度，就是加大了预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惩罚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没有法”的时代，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 英雄娜儆?够菁白铀锴着螅?檬掠腥丝洌?凳掠腥俗ィ?己玫纳缁岱缙?换?琶恳桓鋈说牧榛辏?lt;BR>在“没有法”的时代，在没有“钱”的年月，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我们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我们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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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却失去了威慑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会在收“治安费”， 有的地方，贼和警察联手，猫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结，横行乡里，有的地方，执法者知法违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连救人的药都有假的，社会风气令人窒息，难道现在就是法制社会？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有“乌沙”的卖帽子，有“章子”的卖批文，有“特权”的卖掉良心吃回扣，国企的管理者卖了国企买国企，女大学生为学费卖“处”，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宫”，（代怀孕）英雄流血还要流泪，天大地大没有“权”大，爹亲娘亲没有“钱”亲！难道在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文明？！

现在“有法”了，我们有“钱”了，却无力修缮破旧的教室，无力改善农村的医疗环境， “钱”把求学的孩子拦在校门外，“钱”拖住了前往医院看病病人的腿，“两极分化”创造了世界之最，人均医疗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数第四。野生动物不面临死亡，不会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人的生态环境不恶化， 也不会有环境保护法；……假医假药.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假烟.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贩私长期猖獗，黄赌毒肆虐，黑社会团伙横行，黑矿主残害矿工生命，血吸虫大面积复发，爱滋病大面积人为感染，银行发生巨额坏帐和不良资产，以改革的名义大量窃取国有资产……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一样是法制社会应有的行为？

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懂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贸易的关系的专家们却傻牛傻牛的。什么私有化，什么科斯定律，什么帕雷托最优，什么市场配置，什么产业化，什么什么什么，头头是道，搞的热火朝天，到头来出了问题方才说“事情的发展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

——有的文章说：（据中央电视台）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有人爱把“文革”中出现的局部短期的“斗走资派”“破坏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这如同把现实中“程维高迫害郭光允”“盗窃走私国宝”“贩卖妇女儿童”“医院见死不救”“买官卖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样;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勒紧裤带，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朋从不搞特权——仅举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的一封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李淑一女士）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像李淑一这样“我失骄杨君失柳”类型的友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表现出的胸襟有哪位领导人堪与相类？。一位功高无人可比，权大无人能及的“大帝”，在个人问题上，却谨守原则，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员，这是何等难能可贵？！毛泽东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样。人民永恒地怀念你，不仅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有他的以身作则！

——有的文章说：党的领袖谁最伟大？——不比很难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对建党、建国的贡献，要看他（她）对党与人民的态度，要看他（她）的经典著作、理论是否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要看他（她）的知识、智慧、远见、胆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对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仅仅在位时且在去世后人们的怀念程度..........——这些，都不是少数御用文人或亲生子女或亲自出马拍电影、电视、造书所能达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伟人得天下只是一步，长久地得人心才是万世之功！以此而论——毛泽东之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留学生有一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着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

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着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毕竟是毛泽东让他们辉煌。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毛泽东说话。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就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样：“他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否定毛泽东的反倒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后人。

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走送行的时候，毛泽东住处的全部苏联工作人员都哭得出不了门，他们私下说：“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见师哲回忆录）”。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乱成一团……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感到难受。”世界各国的毛泽东纪念邮票，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发行，其中大部分是第叁世界国家发行的。至于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就更多了。
…………………………

其实，一个人与一件事一样：当权或流行时的“一时之誉”往往说明不了什么，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效”后的评审才会客观、公正——因摆脱了利益与危机，顾忌没了。

回首毛泽东，全国广大人民所以对他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

“神化”“个人崇拜”，其实是个“伪问题”，君不见：有的人，你怎么“树”他，还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要不就是在位时“歌声”一片去位后“讥声”不绝！逝去的领导人何其多，有谁能像毛泽东这样被国内国外如此广大、如此持久的“神化”“崇拜”呀？不带功利色彩的歌功、颂德，永远是劳动人民和有识之士本色——！

美国把首都取名华盛顿，建立林肯纪念馆，不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官方行为吗？毛泽东在努力抑制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这么做的。哪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中华民族尊重老人，尊重伟人，尊重英雄，有着宽阔博大的包容性。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主流媒体上，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倡毛泽东思想呢？连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蒋介石、孙中山都有人赞美，为什么毛主席这近代的、身边的、空前伟大的领袖不能光明正大地对待呢？难道真要像一位韩国女大学生在一篇文章中指责的“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吗？

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而毛泽东思想、著述正是华夏文明最科学最辉煌的宝库，是振兴中华造福人民和谐世界的指南，我们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匍伏在西方的洋教条下——？！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
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瑞士联邦主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gcd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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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着这首“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我走过了童年。那个时候，我并不理解这首歌，我只是一个懵懂而不谙世事的孩子。他老人家在我幼小的心里，是个离我最近却也是最远的神。

　　给我最最深刻的记忆并且至今还清晰的印在脑海里的，是1976年的9月9日。

　　这一天，我只能用沉重的悲痛来形容，发自民众内心的——放学回到家中，大人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女人们眼睛红红的，男人们低着头抽着闷烟——几乎家家都一样。……我不想再描述当时的那种气氛了，说了也不见得有人懂，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感情发泄，发自内心的真实。

　　有人说你当时不过是个小p孩子，你所知道的都是宣传的，其实你懂什么？呵呵！我承认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我身边的老人们口碑相传下来的，那些现在大部分已经作古的老人的亲身经历，他们没有必要对我一个孩子隐瞒或忌讳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亲人。我本家的一个爷爷，15岁的时候就放弃殷实的家境，偷偷的从私塾中跑到县城正在招兵的gmd办事处，报名当了一名军人，后来在安徽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与部队走散，再后来就阴差阳错的加入了新四军，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数次负伤，身上疤痕累累。因为他的这份特殊经历和他的地主家庭背景，在解放后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到那场浩劫被判入狱。平反后老人放弃了在省城优越的生活，带着一身的伤病坚持回到了家乡。记得好像是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病重住院，我去看他，当时病房里就我和他两人，不知怎么就把话题扯到了他的那段经历上。我忽然问他：“爷爷，你恨gcd吗？”老人家想都没想：“不恨！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你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衡量当时的社会环境。你知道当时我们的国家有多艰难吗？国际围追堵截封锁gcd，没几个承认新中国；国内土匪、gmd残部和特务捣乱，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刚成立的中央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丢掉革命成果，所以，从刚解放就开始了肃反整风，这是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逼的，没办法的事。”事情过去快20年了，原话记不很清楚，但是大概意思是不会差的。几个小时后，特护进来给老人喂饭（老人手不听使唤，一年后再次患病——半身不遂，直至93年去世，但老人的神志一直是非常清醒的），他停止了叙述，我起身告辞。老人叫住我，说了一番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孩子，社会在发展，观念在改变，这是好事，但是不要拿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衡量那个时代，客观公正的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反思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抱怨，就像我理解现在社会、理解你们年轻人一样的去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政策。”老人顿了一下，“记住主席说的话——‘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我看着老人，点点头，轻轻的退了出去。

　　当我看到那些绝口不提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恶意罗列他的所谓罪状、脱离历史背景的大书特书他所谓的错误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词——肮脏！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扬帆远航（傻哥）　2006.9.9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大事年表（1）1893——1930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gcd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gc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gcd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gcd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gcd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大事年表（2）1931——1940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gcd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gcd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gcd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gcd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gcd》。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毛泽东大事年表（3）1941——1950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gcd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gcd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大事年表（3）1951——1960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gcd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gcd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gcd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gcd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gcd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毛泽东大事年表（4）1961——1970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gcd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gcd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gcd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毛泽东大事年表（5）1970——1976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gcd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9月18日，世界最大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前期佩服后期不想说~

里程碑似的的人物，遗憾的是现在儿童对他老人家的印象越来越模糊了